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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加:游荡在古典性、现代性、当代性的中国摄影(2007-2015)建构主义研究

题目:游荡在古典性、现代性、当代性的中国摄影 (2007-2015):建构主义研究

姓名:刘加

研究方向:社会学 & 分析美学

  一、研究及立论依据

  要包括: 项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 研究背景

  中国摄影(2007-2015),一个加载了时间限定的地缘学的学术词汇,是本文的中心。在笔者眼中,当下的中国摄影是充斥着各色人等的江湖,大小事件和争论好似光怪陆离的传说,勾勒出了一种多元文化的表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直都是我们国家在文化事业上的终极诱惑,仿佛中国摄影又回到我们的引以为豪的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灵魂附体,我们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官网首页,在高饱和度大反差的风景照的顶端是“摄影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金色大标语,唯恐我们被资产阶级小情调洗刷;而任航、九口走召是否受到荒木经惟或陈冠希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而“下半身文学”的视觉化一览无垠,生殖器和体毛的特写是展览的主题 “为什么要拍女孩”,“你是怎么拍的”,“有没有和你拍摄的女孩产生关系”,这些现实又咸湿的潜意识询问远把摄影本身抛在了视野的背后。王庆松,犹如教父地位的摄影大师,凭借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中国摄影民众中掀开了观念摄影的知识普及。而王达军,吕玲珑,李元为代表的风光摄影师的作品,才是摄影爱好者的圣经,大家都开始起早贪黑的追随太阳最后一丝光影,高原海子草地沙漠就是摄影人的前线,元阳梯田的血案好像已经不再是摄影人民的内部矛盾。

  摄影评论界充满了身怀绝技的各类大侠。个性直率和敢言的鲍昆,他从在BLOGBUS的博客上看低郎静山的沙龙画意摄影,一直力批摄影的艺术性,惊天论断:艺术是件挺扯淡的事,又帮助在混沌中的中国摄影辩析了“新锐”、“原作”、“湿版”、“私摄影”当前摄影流行词汇,力荐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的俯卧撑和垃圾围城。有着符号学,文学批评背景的臧策老师,一本《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喊出“诗是隐喻的艺术,散文是换喻的艺术——雅各布森说的;摄影是提喻的艺术——我说的”的论述。曾璜也从子弹横飞的战地走进了拍卖行,在各大摄影节宣讲影像艺术品成为金融资产的理念。对影成三人,已经成为雅昌的品牌,聆听在摄影江湖风口浪尖添过血的箴言,三人行必有我师。顾铮的《中国摄影新锐25》和《中国当代摄影艺术》视觉上给我们呈现了中国摄影当下的成果,那日松主编《中国摄影批评选集》给摄影理论播下了希望的种子,能否继续发芽还期待林茨摄影奖的催化。

  但理论在中国,好像跟时尚永远的都无法有化学反应,陈曼,可以超越理论的框架,在时尚摄影圈独领风骚,但她也并不会影响1416教室的网站的不断更新,教室内任老师传播的最前沿的国际摄影资讯一直影响着教室里的每个同学;蚂蚁摄影、G4摄影网请了吴家林老师为上宾,力图成为在民间复制马格南黑白摄影的影调和深度。四月风,纯粹的摄影理论网站,魏民,吴义强、宋志鹏……老中青等学者循环讲授基础的艺术学、摄影学的知识,聚集一帮爱谈论摄影的达人,普度众生,功德无量。

  从网络走到现实,平遥、草场地、大理、连州……各种展览是盛会,各种省级展览,市级展览,公园展览是庙会。原作100,在全国巡回展出,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本意是要大补特补我们长期以来缺失和断裂的东西,让人反思摄影作为摄影本质语言的特征,笔者亲身感受到成都展场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好比我们无根的摄影理论,好一个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无忌的“新锐”,TOP20在华语圈最大的摄影网站上热闹非凡,甄选了年轻人的各种梦想,在各大摄影节幻灯片巨幅播放,一个“广告语”,一个非学术性词汇的定义,让热闹突然的安静下来,一盆冷水冲散了年轻人作品中本来就微弱的艺术性。三影堂摄影大奖,东洋归来的荣荣映里一手创办,成就了麻辣不羁的摄影川军,从阿斗,张晓到张晋,李俊,最后的美女陈萧伊,在西南一隅被群山环绕的天府之国四川却由影像神通了国际品味,由于三影堂大奖请来了国际上著名的策展人和批评家,被戏称称为洋务运动,却在80、90后中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口碑。国内中重中之重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吴家林老师大放厥词,用“儿戏”和“开玩笑”这样不相信是他本人可能用的词汇来描述了他对此次获奖作品的内心感受,他固执坚持纪实摄影不能流于平庸的记录。“景观摄影,中国当代摄影的一种类型”,这最流行最前卫的摄影风格因为对于这个奖项的争论被推倒了风口浪尖。2015年初曾璜和荣荣为国家美术馆收藏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收藏沙飞的作品,为什么收藏798摄影画廊代理的翁乃强王文澜、解海龙这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没有收藏三影堂的作品而争论的面红耳赤。生活在继续,摄影更精彩。

  2.研究意义

  以上的这些乱象,融合在一起,犹如行为艺术,足够的当代和无厘头,这些零星的碎片只是笔者在中国当代摄影这幅巨幅照片上的剪切下的星星点点。中国摄影幸运的在西方宣布“艺术终结”的之后依然受到广泛的实践、关注、讨论,而对于这些现象,笔者认为以下6点是引起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1. 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催化了乱象的频发。

  2. 中国理论界还未来得及把具有中国特有的社会人文环境,对摄影的巨大影响的进行全面深入思考。

  3. 摄影,这个媒介的多重可塑性是,是各种争论乱象的产生的重要因素。

  4. 新闻学、视觉传播、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过度关注摄影的媒介和消费属性,而忘记了摄影作为严肃高雅艺术的潜质。

  5. 虽有也从艺术、美术角度的研究,但摄影好像一直游离在大艺术概念范畴之外,摄影界跟艺术界一直都不是一个集合概念。

  6. 而翻译的滞后,也让中国摄影未受到最前沿的人文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滋养。

  其实早在2011年,蔡萌老师在对影成三人里谈到:

  “摄影可以是任何领域的应用媒介,新闻报道的,商业的,甚至是风光、沙龙、爱好的都可以,也可以是当代艺术的,但是关于本体那一块,确实一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而且你会发现中国摄影评论整体感觉,很多人都是在泛摄影论的状态谈摄影,不是说谈摄影最核心的本体的部分,确实也是在理论上是一个缺失,……”(arton,2011)。

  站在各位巨人前辈的肩膀上,借整个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社会学转向”的东风,笔者力图运用由心理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融合而来的建构主义的这个理论框架,借鉴西方分析美学阵营里丹徒(Arthur Danto)的“艺术终结”理论(End of art)和迪基(Dickie George)的艺术体制论(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对当代中国摄影界进行剖析,试图定义中国摄影的美学性,进而分析摄影界中各种争论背后的理论原因,阐释由各种集体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摄影界体制对摄影人、作品、理论家转译的影响,解释飘荡在摄影美学的古典性、现代性和当代性的中国摄影,形成一个对中国当代摄影比较全面的跨学科研究。

  虽然古典、现代、当代本是时间断代的历时命题,而在本文中演变为文本、作者与现实这三者关系的分析美学命题,也会成为以“授予”为核心的艺术体制理论背景下的社会学命题。本文力图首先尝试丹徒所推崇黑格尔大一统本质主义范式下去分析归纳中国摄影文本的艺术性,去追问对中国摄影关于古典性、现代性、当代性终极定的可能性义,再到回到建构主义的“行动者网络”和艺术体制论中,探究授予不同摄影作品(行动者)背后的“集体”们所处的不同的特定的文化历史传统,致力于把社会学和分析美学这两个学科结合,变成本文中透亮的磨砂玻璃,精准聚焦中国当代摄影的各种现象。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建构主义

  马图斯 (Michael Matthews) 指出“从后现代主义或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 建构主义已

  经深深地影响了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和神学教育。从总的情况看, 建构主义已经成为热点问题”。(Matthew, 1998)。建构主义引起在教育学领域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的变革,导致政治学尤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调整,消解着哲学的本体论上二元对立的模式,催化社会学旗下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融合与演变。建构主义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试图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思想的科学理念,超越本质追求,通过对社会的共建性和协商性的整合,试图克服现代主义的的绝对和后现代主义的虚无。

  建构主义指的是“一个哲学信条,人们建构自己关于对现实的理解”(Oxford 1997),建构主义者都认同我们建构意义是根据现实的表象和我们自己的观点。在建构主义的内部,对待现实表象的真实性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所有的建构主义思想都可以在到柏拉图并在康德的思想中找到雏形。“所有的建构主义者在驻守在由柏拉图提出和康德定义的现象和现实的二元对立中”(Ian,1999)。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了理想国和现实的对立,虽然建构主义生根发芽在后现代时期,但是他也根源于古典哲学。“所有他们(建构主义)见回到康德,在康德的世界中道德的领域和实物的结构都是被建构的”(Ian,1999)。所以康德是当代建构主义的先驱,古典哲学是这个后现代当红炸子鸡理论最好的土壤。

  建构主义,由于理论的新近,在西语世界里的用法并未完全统一,"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onism” 和“constructive”都是指可以指向“建构主义”。由于有建构主义影响的宽泛,在不同领域里发展的程度、方向以及学科来源和不尽相同,所以笔者根据他们的研究的对象、学科来源、对待现实表象的不同,把他们分为四类:个人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元批判建构主义

  3.1.1 个人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思想首先被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以提出,是关于教育和心理认知一个学术流派,他主要关注个人如何通过个人自己现有的背景知识理解各种表象的过程。个人建构主义者,相对于传统以教师灌输为中心的认知结构,而转变为发生认识论,提出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已有的“结构”中去建构对于外部表象世界的认知。

  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1710发表的文章指出知识是有个人所建构出来的,维科的研究主要关于真理,知识和语言以及人的心灵是如何创造知识(Lo, 1996),是个人建构主义的最早的雏形。美国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建构主义者,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提出认知的发生不是一个外在的观众,而是有参加者通过社会所提供的前提和理论及自己的感知所以建构(Oxford, 1997)。

  而皮亚杰(J· Piaget),个人建构主义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皮亚杰的个人建构主义基于他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观察, 他提出了著名的发生认识论,坚持从内在和外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个体知识的建构。他认为, 儿童通过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Schemes),在与周围环境、社会、表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他确信, 学习过程就是自我建构,而基础是自己的认知结构。他认为“知识”既不是主体独立完成, 也不是完全的客观, 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他相信教学是创造一个环境,学生的认知可在其中浮现融合以及改变(Joyce and Weil, 1996).

  维果斯基(Vogotsgy),个人建构主义历史上的另一个心理学大师,认为思想依赖于经验和个人思维的成熟的度(Manus 1996)。其代表理论,“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主张认知的改变是通过认知者改变现有水平和可能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的,而这个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强调现有水平即已有知识对新知识的建构作用,揭示了个体在获得新知识的本质不在于灌输全新的信息,而是必须调整新知识的内容,以适应接近个体本身所具有的区域。而他后期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history), 着重研究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对于认知的作用, 并提出了个体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个体无法超越社会环境的制约,而社会也可以为个体的认知期待促进和作用。从这里我也可以看出,个人建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在维果斯基这里已经逐渐从个人内部心理认知的方向转向了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关注,从而开启了后来社会建构主义的端倪。

  个人建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很丰富, 内部也有子流派, 各自都有具体不同的细节处理 但核心思想都坚信认知过程是由认知主体根据自身背景主动建构的结果, 认知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灌输记忆的过程。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完成了认知心理上的铺垫工作。

  3.1.2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的产生在吸收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个人建构主义的成果的同时,主要还是受到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SSK)的各种思潮的影响。社会建构主义超越个人如何建构知识的心理认知范畴,而在一个更加大的视野下,转为讨论整个人类的知识、科学的实在性、客观性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探讨自然和社会在建构知识和科学的时候的决定性,最终上升到哲学层面讨论客体是否是被主体建构的。

  自19世纪以来,孔德所提倡的人文社会学科以自然学科为楷模的实证主义,力求对社会和现实用数据达到理想的客观和真实,而最终可以被冠以“科学”的称号。实证主义经历了罗素的对数学原理的追从,卡尔纳普反形而上学和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到波普尔的证伪性(falsifiability),虽然经历了奎因著名的对两个教条的批判,但是直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科学事实都必须依靠文化、及科学家们所处当下的历史环境而非一个特殊可信赖的方法”,“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或非中性”(Kuhn,1962)才正式结束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统治。他书中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给予了社会学家很大的启发。后现代文化中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知识和科学是社会争夺的焦点,并都沦为政治的工具,并无任何客观性可言。知识的合理和客观在后现代社会中也随之被解构,逐渐沦为虚无的过程时,产生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爱丁堡学派,为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和合理性找到一个出路,而直接催产出了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在因为对待社会与知识和科学关系上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温和社会建构主义,强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社会建构主义。

  温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也称为早期的建构主义, 彼得Peter Berger 和托马斯Thomas Luckmann为其代表,在他们的书《社会建构现实,一本知识社会学专著》一书中,他们的思辨思想根植于人们和社会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影响,人类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建构了社会,而建构社会过程的直接产物便是我们人类自己。因为他强调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也不忽略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所以称之为温和的社会建构。MacKenzie,D.和Wajcman,J紧跟步伐,在书中《社会对科技的修整》,着重解释了社会对科技是如何进行修整的。社会对科技的修整体现在传统对自然和社会的区分,也体现在对社会和科技的区分。在书中,他们并不反对诸如自然,事物客观的内在本质等非社会因素对于科技变化的影响,他们也一样用“属性”和“影响”来描述科技,并一定要放在社会语境之下。这是温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典型特征,即对知识和学用社会和自然的双重解释其根本属性。

  强社会建构主义(strong social constructivism),其主体是产生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其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 .Barnes)和布卢尔(D .Bloor)。爱丁堡学派对知识和科学的产生、发展及增长有着著名的宏观解释角度,即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而著称;也就是说科学和知识的唯一解释途径是社会,社会决定论,一反以往温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认为知识和科学的出现应该把社会因素和自然属性都考虑进去的中庸主张,强建构主义认为“社会因果性”(social causality)是解释的唯一角度。并有以下四个原则::1.因果性, 指能导使信念(belief)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该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 指不论真或假, 合理性或非合理性, 成功或失败, 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 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同的证明;3.对称性, 指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 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 指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Bloor, 1991,罗英豪翻译)。孔德妄图用科学统一一切知识的野心,在强社会建构主义这里得到了发挥,社会建构保留了对一切知识和科学的解释权,系统的将人们在产生知识和科学的过程和行为归结到了社会,人文社会学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走到了社会学转向的当下。

  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是拉斯菲尔德(von Glasersfeld)为代表的对于科学,知识,及实在更加激进的观点,他批判吸收来自个人建构主义和SSK的双重观点,主张知识的获得是个人主动建构的结果,不同于SSK的“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 或是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而进一步宣称“知识是概念的结构即认知的代表,假设关于当下的经验在传统的思想和语言中,而考虑其可行” (von Glasersfeld,1995)。根据他激进的言论,知识只是一种纯粹的信念,是在经验范畴下切实可行的概念建构。在他眼中,知识和周边现实的形成一个封闭的巡回,是不证自明的纯粹建构,由此推论知识和社会现实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点跟认知主义有点接近,被实在论广泛的批判,而建构主义由此也正式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3.1.3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强纲领的过程中形成起来了一个超越“社会”建构的建构理论。以巴黎学派为代表的拉图尔Bruno Latour , 米歇尔Michel Callon和约翰John Law为其领军人物,拉图尔认为,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的四项原则名不副实,因为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都用社会的力量去解释,而自然无法参与,其实上变成了“单向度的科学”,而非自身提出的对称性。巴黎学派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广义对称性原则(Principle of generalized symmetry), 力图平等对称看待自然和社会在形成知识科学中的作用,在异质网络中的任何元素都将纳入知识和科技的建构范畴(Callon, 1987)。而又不陷入温和社会建构中那种中庸主义,因为他们从源头上解构被建构出来的名词“自然”和“社会”,消除了双方的对立状态,把二元看做一元。其实巴黎学派在批判SSK过程中,也在批判康德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模式,在他们看来,这是导致了自然或社会是知识和科学的起点单向度决定论的根本原因,认为“科学实验室”是建构自然和社会的起点,打破了自然与社会消失了绝对界限,二者便会相互生产(co-produetion),融合一体。巴黎学派从本体论上打破了从古典哲学开始的主体客体的二分法,从根本上瓦解了对知识和科学认识模式的基础。在方法论上,否定静态对科学知识进行说明,而改为动态跟随行动者并描写其状态。在认识论上,消解自然和社会的分界,在细致经验研的调差下,对知识和学科技术乃至整个社会所产生的信息进行还原性的说明。最终形成了以讨论知识科学为中心,而又超越其边界的广泛的建构理论。

  由于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本体范畴,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在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中的人和非人,科技与社会,概念与准客体(quasi-object)的“转译”(translation)过程。行动者网络和转译是这个理论的核心点。行动者网络是由各种异质的行动者建构起的网络,而行动者,由于在一元范畴下,一切参与实践的物和人都可以成为行动者(ACTOR,人是ACTOR,物是ACTANTS),异质性是由于各个行动者共存最基本的特质,因利益方向,目的,行动方式都不同,而呈现出了混沌而无序的状态。而由于消除了主客体的划分,每一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行动力,每一个行动者都是一个网络。而这个理论也消解了自身关于行动者和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对立。转译是解释这些异质行动者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行动者用通过自身的立场和方法把其他行动者转译出来,而自身也在被其他行动者而转译,行动者的一种---“知识和科学”在这样的转译过程中把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因素都纳入了这个网络中,而为了建立的相对稳定的认识,米歇尔用“必经之点”(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这个概念来解释了对知识和科学认识的相对稳定性,认为为了在网络中转译其他行动者而必须转译其他行动者的点就是必经之点,说明这个点是被转译的必然选择,这个点决定着网络大部分其他行动者的转译,必然选择的转译模式而达到对其认识的相对稳定。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建构特性走完了从心里到社会学的转向,行动网络超越了哲学本体的二元对立,而发展成为一个可以运用到很多学科研究的普遍范式,而笔者此次也主要运用此理论对中国摄影进行分析。

  3.1.4 元批判建构主义

  元批判建构主义是对建构主义自身进行批判的理论体系,其实也是对建构主义本身进行哲学的梳理和总结。加拿大学者哈金(Ivan hacking)为其代表。哈金(Ivan hacking)在他的《何谓社会建构》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 一书中在序言中就大胆指出:“在我的著述中, 我本人几乎并没发现-社会建构. 这个术语有什么用处。当我提及这个词的时候,我只是想摆脱它”(Ian,1999) 。古典哲学是对本体的追问,现代哲学是对表象的分析,后现代哲学是虚无主义无根,建构主义在超越后现代理论时候,常常表达某某知识(X),某某科技(X)是被建构出来的,当某人讲关于X的是, 你必须问X是什么?哈金用了一个具有分析哲学特色的公式化表达,解释了被建构出的X的特性,也就揭示了一个完整的建构过程,进而对建构主义本身进行了归纳:

  (0)现在状态下,X被认为是当然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

  (1)X不一定存在,或者说不一定像现在这样存在,或者说X并不是由事物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它不是不可改变的。

  (2)X是很不好的东西。

  (3)假如X被抛弃,或至少彻底改变了, 那么我们将会过得更好。(Ian,1999,安维复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哈金眼里建构的终极是一种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政治态度影响显而易见,他让人反思一个观念和知识的建构背后的各种立场,社会利益全体,进一步思考这个知识和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和霸权性。对待这被建构的X,他又进一步提出6种对待X的态度:历史性的建构主义; 反语性的建构主义; 揭露性的建构主义; 改良性的建构主义;反叛性的建构主义;革命性的建构主义。根据对待X的批判程度不同,由弱到强的排列分配。

  如果建构主义本身就是X,那建构主义用己矛戳己之身,一个元批判的建构主义是对思想本身的反思。建构主义是启蒙于柏拉图、康德所定义二元对立的哲学范式下,首先发迹于教育心理领域,然后为了推翻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统治,而历经漫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一个跨学科的哲思流派,SSK否认了自然在知识的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又否认了古典哲学以来的二元对立,而走到哈金这里,他再次用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

  3.1.5 建构主义的共性

  建构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不同学科背景的资源,又被运用于不同领域,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分支,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家族中的不同成员,拥有共同的家族特性:一、建构性。抛开哲学一元和二元的区分,建构主义承认知识科技以及观点不是纯粹的客观,进一步从本源发生的角度,追寻人与人、人与社会、知识、观点的建构关系,用“社会”结束后现代虚无的漂泊。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进而上升到哲学层面,重新思考人、社会、社会存在 、科技的命题。二、共建性。即知识、科技、社会、自然、观点不仅是一个人心理过程,而更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通过社会这个集体建构,即便在个人建构主义体系里,教育心理也是个人、教师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三、协商性。即建构过程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进而超越思维的单项性和决定论,超越静态的思考的本质主义,动态的思考各种因素的相互的渗透,转化和促进。

  3.2 分析美学:从艺术的终结到艺术体制论

  对于艺术的定义的危机是发端于20世纪后期的当代艺术的大行其道,虽然流行于6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把艺术品放在大众媒体繁荣的背景中进行探讨,回避对艺术本质属性的追问,而把艺术品放在的生产、传播、消费及分配的新闻传播学标准流程中,进而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把艺术纳入消费文化的奇观景象中进行文化分析,颠覆了人们对于艺术品纯美学特性的认知。但是杜尚(Marcel Duchamp )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 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约翰.凯奇(John 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让整个艺术理论界、哲学界的集体失语,这些看似“平常物”的艺术品一件件暴力的开拓着艺术的边界,抹杀着理论家的存在。

  3.2.1 艺术的终结

  不想就此沉沦的德国的艺术理论大师汉斯和美国分析哲学家丹徒,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艺术的终结”,其实这个论断早在黑格尔时期就提出,在黑格尔大一统的哲学本质主义的思考范畴下,美学这个学科的不正当性应该终结,而上升为艺术哲学或者“美的艺术哲学”(黑格尔,1979),而且“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 (黑格尔,1979),艺术、宗教哲学都是呈现绝对真实的事物(本质主义),形式上的差别终会缩小,艺术向宗教过度,宗教向哲学过度是必然的结果。而丹徒这些当代理论家重新提出这个命题,在夸张的标题背后实则是对艺术定义思考的回归,他虽然大多数站在了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角度,但也企图用哲学的大一统去概括艺术的本质。

  宏大叙事是历史学的用语,本意是指一种“完整的叙事”,在丹徒眼里其实是哲学对艺术的统治力的体现。丹托对艺术本质的探求是从艺术历史的发展角度出发的,但他也深得黑格尔大一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把艺术的本质定义结合历史的叙事分文了三段论:“西方艺术的历史分成两个主要的情节,一个是我称之为瓦萨里情节,一个是我称之为的格林伯格情节。这两个情节都是进步论的。瓦萨里把艺术建构为再现的,认为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好地`征服视觉表象'。当电影证明能够比绘画更好地描绘现实时,这种绘画叙事就终结了。……格林伯格根据艺术的识别条件、特别是形成绘画艺术与所有其他艺术区别的条件,定义了新的叙事”。(Danto,1998)他将艺术从历史的角度定义为“瓦萨里”和“格林伯格”两个时代,进一步归纳艺术的美学特性,即古典性的模仿,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表达自身)。瓦萨里定义的西方传统艺术,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艺术品为代表的对自然人文的模仿刻画。现代性,是紧跟古典的第二次叙述,即艺术不在对外在事物的模仿,而是表达自身,也成为艺术的自我意识苏醒。1960年格林伯格发表了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现代主义绘画》(Modernist Painting),提出了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总结,“我认为现代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使用某一门学科的特有方法,去批判这门学科本身,目的不为颠覆,而为巩固它在其他领域中的地位。”虽然丹徒批判了这个观点“格林伯格声名狼藉地把绘画的本质等同于平面性:`正是对画面的不可避免的平面性的强调才保持了过程的这种最根本的属性,绘画艺术就是由此借现代主义批判并定义自身的。'当它强调平面性不排除绘画的再现时……”,但是他认可这个艺术表达自身,“意识”苏醒的现代性,“但是艺术史的宏大叙事一在西方,但最后不单单是西方一就是有一种模仿的时代,后面跟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接着是我们的后历史时代”。从这里我们看出,丹徒其实超越了历史线性的时间断代命题,而采用了这两位前辈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定义,他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本质主义的思考范式中。

  丹托从历史叙述角度把将艺术史区分为“瓦萨里”和“格林伯格”两个时段。其实就是用哲学在对艺术进行定义,继而从历史命题转为纯的哲学命题提出 “古典性的模仿的时代”——“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后历史时代”这三个时代。在丹徒的理论世界里,前两种理论已经宣判了哲学对艺术的可能性的穷尽,而当哲学对艺术不能够进行定义的时候,艺术就终结了。“我的看法是,艺术真正是什么以及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相对于艺术表面上是什么或非本质上是什么)是哲学问题提出的错误形式,……就我所见,问题的形式是:当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不存在看得见的差异的时候,什么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这样的终结是哲学对艺术关怀的终结,是典型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艺术一旦不能被哲学所定义,超出这个边际,不再是“绝对事物”的时候,艺术就终结了。虽然艺术还会发展,但是由于哲学的缺席,艺术已经没有优劣之分,没有了高下之别,艺术家可以选择任何的模式进行创作,各种千奇百怪的艺术在这里发生。所以,艺术的当代性,在丹徒的体系里,就是没有哲学关怀,没有边际的艺术,艺术终结是哲学和艺术关联的终结。

  3.2.2艺术体制论

  丹徒虽用哲学的范式提出了现象的存在,而传统思维模式下理论对于现象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丹徒找到新名词“艺术的终结”和“后历史时代”巧妙的回避了这个了。但丹徒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篇《艺术界》的哲学论文中为现在有着社会学转向意义的艺术体制论指出了新的思维方式。他不再像传统美学那样关注艺术品的美学特质,而是把目光投向艺术品是如何获得“艺术品”这个资格称号的。在文中,丹徒主张艺术品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复杂语境中被定义为艺术品的,而这个语境就是文章的题目“艺术界”。组成艺术界的核心是持有某些艺术理论作为主流的趋势。虽然丹徒任然在本质主义的思考范式之下,他自己也没有在此思路下继续前行,但是他这篇文章启迪了后来的乔治迪基(George T. Dickie)和他著名的艺术体制论

  迪基,身后是有着悠久社会学传统的芝加哥大学,他先后发表的《何为艺术?》(Defining Art)和《艺术与审美》(Art and Aesthetics )中详细的阐释了“艺术体制论”(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这个名词也常常翻译为“艺术习俗论”“艺术惯例论”,但笔者认为虽然体制在中文里有着相对狭义的内涵,但是也更加能够体现这个理论跟社会学的亲缘属性。因为在艺术体制(institution)的涵盖之下,把艺术品纳入一种社会关系中,形成艺术品的两个条件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conferral)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Dickie,1974)。然后,迪基进一步将对体制概念进行细化,诸如在艺术界长期形成的规范、章程、习惯、制度等,是成文和不成文,约定俗成的闭合的系统都属于中国概念的范畴,虽然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艺术体制的闭合系统性和历史文化传统性为其最大的特征,而一个机构或一个群体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历史结构去授予某种人工制品的过程,就是人工制品成为艺术品的过程,可以看出艺术体制论的核心就是“授予”。

  授予的概念是迪基一反用艺术史和哲学思辨去追问艺术定义的核心体现,而把焦点聚集在艺术品身份的认定过程上,把静态的定义纳入的可以实践可操作的动态社会语境中。在1969年的《何为艺术?》中,迪基对“授予”进行了解释:1、它与社会制度(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将法定地位授予他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2、它并不一定需要举行仪式和确定的章程;3、授予地位的体制代理人通常是艺术家,而记者、批评家、美学家、艺术史家等这些艺术界公民则是其体制的维持者。首次把社会制度、仪式章程、授予艺术品资格的各色人等推向了历史舞台,授予的实践性和动态性把理论的视野移向艺术品产生的过程和这个过程背后的各种惯例,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品是在某一个特殊的体制下被定义、被建构、被阐释、被消费的。

  虽然后来,迪基对此概念授予概念也修正,能够看到迪基因为批评而在向本质主义妥协,笔者认为,丹徒从历史的宏大叙事去追寻艺术的美学特性,到迪基结合把艺术品放到“艺术界”这个特定的艺术体系中的探索,艺术的定义也由此从封闭的从黑格尔大一统的形而上学体系向一种具有文化机构的,历史的,社会的传统的动态的研究范式中,打破了一直以来哲学对艺术的束缚,但同时也为艺术套上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为本文结合建构主义和分析美学的硕果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奠基。

  3.3 中国当代摄影

  对中国当代摄影的研究,散见于各种媒体,书籍,笔者把现在的对中国当代摄影的研究分为三类:访谈类、理论历史类、图片展示类。

  访谈类主要是作者采访当下炙手可热的摄影师、理论家,实录他们对中国当下摄影的理解与看法,其中代表为:海杰的《表态-与十四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对话 》《照镜子的人——16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访谈录》,李楠的《影响: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纪实卷》等,这些书几乎一网打尽了中国摄影圈当下的资深影人和新锐。

  理论历史类,是通过梳理关于摄影理论、总结当代摄影现象,反思中国当下的摄影,其中代表有:张谦(林茨)《摄影艺术论》,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蔡萌的《演变与建构,中国当代摄影研究1976-2010》,鲍昆《观看再观看》,林路《当代摄影的多元突破》,王瑶《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1978-2008)》,那日松的《中国摄影批评选》……从不同的领域,不同学科角度对中国摄影历史、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

  图片展示类:通过把当下认可度较高的摄影作品集合成册,直观反应中国当下摄影的成果。其中代表有:顾铮的《中国摄影新锐25》和《中国当代摄影艺术》,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联合出版的《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刘志云的《当代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作品选》……,直观的看见中国当下摄影作品的风貌。

  遗憾的是,在笔者的收集过程中,鲜有把建构主义和分析美学的理论结合并应用到中国当代摄影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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